反移民情绪席卷澳洲：在澳者不安，海外观望者犹豫（组图）

对于2024年从巴基斯坦移居墨尔本的 Tayyab Saeed 来说，澳洲总体上是一片充满善意与热情的土地。

他在接受 SBS 新闻采访时坦言：“我在日常工作中，从未遇到过任何针对移民的偏见或歧视行为。”

然而，随着澳洲国内关于移民问题的政治交锋愈演愈烈、反移民言论日益高涨，Saeed 心中也开始感到不安，担心这些政策风向最终会波及像自己一样的普通移民。

Tayyab Saeed 表示，虽然在日常生活中能感受到友好，但日益高涨的反移民情绪仍让他对未来感到担忧。

Saeed 强调，这绝对不仅仅关乎签证和居留权，或是个人的经济前景，其本质上已经演变成了一项人身安全问题。

他的焦虑绝非空穴来风。当下，澳洲正深陷一场严峻的移民论战，住房可负担性下降、基础设施承载力不足以及生活成本节节攀升等现实民生痛点，正将大批选民推向呼吁削减移民的政党。

这场持续的政治大辩论，深深动摇了许多新移民的归属感。他们开始在内心打鼓：在一个长期依赖外来劳动力和移民来推动繁荣的国家，自己到底正被社会以怎样的眼光看待？

移民为何依旧对澳洲重要？

几十年来，移民一直是许多发达国家对抗人口老龄化和生育率低迷的“刚需”药方。

随着大批澳洲本地人步入退休年龄，加之本国出生率持续低迷，政策制定者一直极度依赖移民来填补各行各业的“用工荒”，以支撑整个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

目前，在这种刚性需求的拉动下，澳洲人口总数已被推升至 2800 万的里程碑，而移民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推动国家人口结构变化的核心力量。

在舆论场上，移民带来的宏观经济红利，往往会与公众对住房紧缺、基建滞后以及公共服务承压的现实焦虑进行博弈。

然而，澳洲国立大学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的人口学者兼高级讲师 Liz Allen 认为，当前的许多讨论往往“本末倒置”，忽略了移民在对冲本国人口危机中的基石作用。

Liz Allen 表示，澳洲本地人口在技能多样性和整体规模上，都远远不足以支撑老龄化与退休潮带来的岗位流失。简而言之，正是移民中和了人口结构危机的负面冲击，缓解了劳动力赤字并维持着高水平的生活质量。

同时她也指出，移民往往极易沦为公众发泄经济焦虑和分配不公的“替罪羊”。许多澳洲本地人害怕在经济转型的大潮中沦为被抛下的群体。

“这种对失去竞争优势、无法获得他人所拥有的生活机会的恐惧，正在社会中暗自滋生不满。” Liz Allen 总结称，这些怨气看似指向移民，实则针对的是经济财富被不公分配的更深层矛盾。

撕裂舆论的政治引爆点

如今，这种对未来的焦虑已经烧到了澳洲政坛的心脏，移民议题正与生活成本压力、高企的房价以及对执政者的信任度深度绑定，成为左右选民情绪的关键风向标。

民调轨迹清晰记录了这一民怨的攀升——一国党的支持率已经攀升至历史最高水平。

在韩森 ｜ 一国党党魁于 6 月 17 日在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政策宣誓般的公开演讲后，两项最新的联邦民意调查均反馈其党派势头如日中天：在 DemosAu 和 Morgan 的数据中，其初选得票率分别跃升了两个百分点，分别升至 30% 和 31.5%。

同期发布的另一项 Newspoll 调查，也将一国党的初选支持率定格在 31% 的高位，甚至略微领先于执政党工党（30%）。

分析人士指出，支持率的剧烈反弹，折射出的是公众将生活成本重压与政治失望情绪相混淆的爆发，绝非单纯对单一议题的反感。

澳洲国立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Ian McAllister 认为，对极右翼一国党的高支持，说到底是公众向两大传统主流政党投出的一张民怨沸腾的“抗议票”。

McAllister 表明，这实际上反映出的并非单一党派有多大号召力，而是选民对主流政党在应对通胀、房贷危机和生计困难上的无所作为表达的彻底失望。

根据统计局（ABS）公布的最新数据，澳洲海外净移民人数在 2022-23 财年飙升至近 53.8 万人的历史极点。此后，尽管政策调头、引进潮开始减速——2023-24 财年回调至 42.9 万人，预计 2024-25 财年更将削减至 30.6 万人，但民间的紧绷氛围却并未在短时间内消散。

洛伊研究所（Lowy Institute）最近的一项分析显示，目前高达 55% 的绝大多数澳洲人坚持认为当前的移民吸收规模“过高”。虽然该数据在误差范围内与去年的 53% 近乎持平，但较 2022 年的数据相比有了 7% 的长足攀升，极为逼近 2018 年曾创下的 54% 历史高点。

种种迹象拼凑出了一幅清晰画面：移民话题早已成为公众发泄深层不满的挡箭牌。

Ian McAllister 直言：在经济歌舞升平、人人安居乐业、工作稳固的时候，澳洲社会通常对待外来人口展现出极大的包容和开明。但现实是，当生存压力如影随形、失业隐忧攀升的时候，对移民的不满就会条件反射般高涨起来。

对身在局中的 Saeed 来说，每天看到新闻将自己所属的群体渲染成导致社会民生退化的总根源，令他极其沮丧。

Saeed 担忧地表达道，一旦看着那些兜售民粹的政客声誉日隆，潜意识里就会感到社会的角落里仿佛暗藏针对自己的敌意，而如果这群政党一旦真正执掌天平，移民的根本命运将面临不可预知的安全真空。

不过 Ian McAllister 重新解构了这一矛盾，他指出，尽管对高移民的担忧在增长，并不意味着澳洲普通民众对生活在眼前的移民个体本身怀有直接恶意。

许多底层民调反复印证，澳洲社会在感性层面对移民个体的包容以及对国家在宏观层面的高移民计划控制，界限是划分得极其明确的。

但他也不得不承认，那些根基未深的“新移民”在经历这场政治思潮巨变时往往是最脆弱、也是感触最痛的那批人，这种由于舆论撕裂带来的敏感情绪，只能随着后期在社区生根发芽、获得长久庇护后才会逐步消融。

海外看客的警惕与止步

这场发生在澳洲本土的核心辩论，余震也正被海外的潜在旅居者密切捕捉和审视。

来自印尼的高中生 Khayra Fitria Asmanu 曾梦想在毕业后赴澳留学。过去，这片大洋洲热土繁荣的高等学府与丰富的生活格调曾对她充满吸引力。

然而，当她在 2025 年如期斩获梦想高校的录取通知书时，她却做出了一个出乎意料的决定——放弃去澳洲留学。

让她最终止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仅由于节节攀升的学生签证申请费用和压弯肩膀的澳洲高物价，更有近期联邦政府在国际教育生态链里重拳出击的一系列颠覆——从严控学生逗留工时到毕业后就业申请途径的剧烈收紧，这一切彻底打破了原先合理的性价比天平。

印尼准留学生 Khayra Fitria Asmanu 最终放弃了前往澳洲深造的计划。

Asmanu 向媒体透露，在互联网上大肆蔓延的澳洲有关缩紧和抵触移民、学生上街抗议等系列动荡的新闻，从心理层面上带给她极大的不安感——尤其是她将是一个人在异国他乡开始无依无靠的生活。

这种负面的公开风向影响了她对整个澳洲社会安全感的预判。它迫使她去深度质疑并反思：未来想要毕业后在澳洲积累经验、立足生根直至拿到身份，路途到底会被严苛到什么地步。

即便擦肩而过，Asmanu 依然认为澳洲本性温和开明，或许未来可能会作为游客再去到访，但在现实天平之下，这种冰冷的政策排外感，往往让许多远行者在动步之前就被“劝退”。

尽管“多元文化”目前依旧挂在联邦多元文化重大框架审查的白纸黑字之上，官方也口口声声重申着维护社会包容与包纳归属感的宏大宣叙，但那套依然在遭遇政治不断审视、调整与重写、充满动荡的签证政策体系，正在最前哨无情碾碎这层友好面纱。

在还没有寄出下一封签证信笺之前，远方的目光，早就先行给这个南半球国家的善意与未来，写下了自己的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