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年轻一代正面临更深层的破产危机，已经对未来失去信心？

如果你曾疑惑，政府为何要在最新预算案中，重推2019年大选时已被澳洲民众否决的政策，前工党反对党领袖Bill Shorten近日给出了答案：这纯粹是政治权宜之计。他在Betoota Advocate播客中透露，选民结构已经变了——如今年轻澳洲人在选票中所占的份额远比过去更大。

工党当年对2019年败选的检讨报告，由知名人士Craig Emerson和Jay Weatherill主持撰写，结论直指：“工党未能充分认可澳洲民众通过辛勤劳动和进取心，为自己和子女追求更好生活水平的正当意愿。”如今同样的政策卷土重来，只能说明两种可能：工党瞄准的年轻一代不再渴望更好的生活，或者辛勤劳动和进取心已不再带来回报。

悲哀的是，我最近针对18至34岁澳洲人的研究表明，答案更接近后者。年轻人依然渴望更好的生活，只是他们已经不相信这能够实现。

这并不令人意外。唯有经济增长才能可持续地提升生活水平，而一份专注于财富再分配、却未为财富创造打下基础的预算案，实际上默认了生活水平将停滞甚至下滑。我们已经不再身处一个以机会驱动的经济体之中。

政治算计的代价

这套逻辑作为选举策略，唯有在一个前提下才成立：年轻澳洲人永远不会有足够的闲钱，去为资本利得税改革发声抗议——而这些改革，恰恰惩罚的是那些试图在工资之外积累财富的投资者。

政府为初创企业和小企业设立了豁免条款，因为这是许多年轻人实现志向的第一步。但与此同时，针对投资这些企业征收的资本利得税变革，却在“政府需要税收”的理由下悄然获得通过。这一切都被包裹在一项广受认可的措施之下——限制住房负扣税，承认住房不该只是一种投资资产。

如今，对政府而言，只需熬过这波新闻周期即可。预算措施已在议会强行通过，艾博年（Anthony Albanese）显然希望澳洲民众能就此安定下来，不再为那些“令人困惑的错误信息”——也就是数学和经济分析——而烦心。

熬到假期结束就没事了？

这种傲慢令人咋舌。我在政界摸爬滚打多年，早已见多不怪，但仍有些时刻让我瞠目结舌，这便是其中之一。前总理霍华德（John Howard）曾希望澳洲人过得轻松舒适；而艾博年似乎期待的是，（多为年长的）选民们安享祖父条款的庇护，年轻人则继续身无分文、逆来顺受。

舆论或许会平息，但预算变革的冲击已在整个经济体中回荡。新规漏洞早已暴露无遗，如同裸露的电线悬在国家电力面板外——而部长们却在此时选择了休假，把一堆烂摊子留给普通澳洲人自己应付。

我的一位朋友正深陷其中。上周，我们都从独立参议员David Pocock那里得知，预算案中暗藏一项“寡妇税”：离婚或配偶去世后，共同资产以及预算公布前购置的负扣税房产，都要缴纳资本利得税。政府已同意修法以避免这类非预期后果，但修订被推迟到了今年晚些时候。

我朋友的父亲恰好在预算案公布当晚过世，而遗嘱认证却是在那之后才获批。那这套房产现在算什么状态？她的家人只能等——等到政府休完假回来，等到用来收拾第一轮立法乱局的第二轮法案，最终走完议会程序。

买房卖房，两头都难

潜在购房者同样如坐针毡。正如政府所期望的那样，房价确实已经开始下跌，但这一跌，买卖双方都不安心。随着房源纷纷撤出拍卖市场，清盘率大幅走低——没人愿意在市场底部贱卖，能躲则躲；买家也不愿在下跌行情中接盘，能等则等。

各大银行下调房价预期的幅度，远超财政部此前的预测。但内阁部长Mark Butler在ABC新闻早餐节目被问及此事时，仍拒绝承认财政部的预测出了差错——尽管今年下半年，一整套用于修正预算案中诸多非预期后果的法案，早已排队等待通过。

更讽刺的是，房价下跌并不意味着住房变得更可负担。生活成本正在实实在在地影响着家庭的借贷与储蓄能力，而这恰恰是机会经济缺失开始显露真容之处。政府可以强制提高最低工资，却无法强制企业在算完账后决定，现在就是增设岗位、多雇一人的好时机；政府可以为自己争取更多税收份额，却无法逼着投资者继续冒险——毕竟他们如今要把更大比例的回报交给政府。

年轻人的第一个立足点

政府的政治算盘，短期内或许行得通。我接触过的那些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大多并不真正理解改革细节，也很少去想更长远的未来。他们只是感到痛苦，同时又对政府“正在采取行动”感到欣慰——哪怕代价是烧掉整个经济，他们也无所谓。

这并不奇怪。人生刚起步，又能有多少可失去的呢？唯一看不见、却至关重要的，是那第一个立足点——通往未来的陡峭攀爬，从这里才真正开始。

澳洲生产力委员会（Productivity Commission）的报告显示，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毕业的那一代年轻人，曾留下持久的职业“伤痕”——薪资水平和职业选择都受到了长期负面影响。

如今，在2026年预算冲击下步入职场的这批新人，日后或许会宁愿工党当年对他们的这份“选举之爱”，来得没那么浓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