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lstra故障引发众怒，澳洲经济停滞为何无人追问？

周五下午走进参议院环境与通讯常设委员会（Senate standing committee on environment and communications）时，Vicki Brady想必已经预料到自己将面对什么。

从大银行、大型咨询公司，到Qantas、Optus、Woolworths和Coles，近期一连串调查早已演示过这类场合的标准剧本：怒斥、指责，参议员们争相制造能上晚间新闻的片段，还有伺机制造“抓包”时刻。

澳洲经济困局并非一日形成，但过去10周让它陡然变得无法忽视。图片来源：David Rowe

周五当然也少不了这些桥段。不过，这场由绿党参议员Sarah Hanson-Young主持的听证会，确实花了不少时间拆解技术细节、穿过满墙术语，试图弄清事件究竟如何发生。最终至少有两点背景值得记住。

首先，故障的根源，是Telstra网络业务内部技术风险控制出现了极其尴尬的失误。Telstra和Brady已经承担责任，接下来也必须接受相应后果。

其次，听证会让事件的规模更加清楚：尽管过去几周舆论声势浩大，这仍是一次局部网络故障，持续约6个半小时，而且大多数时间都在上午10点前。

这次事故无疑造成了严重干扰，Triple Zero服务受到影响更让问题格外严峻。但Telstra前董事长John Mullen本周提醒说，澳洲民众使用的是世界一流、可靠性很高的网络，Telstra近几年也持续大手笔投资网络建设。

因此，Hanson-Young所说的故障在“全国引发大规模混乱”，在Mullen看来，似乎正属于“捏造出来、服务于自身利益的道德愤怒”。

这其实不难理解。政客常年暴露在炽烈的公众监督之下，自然也乐于把聚光灯转向别人。于是，去年大部分时间都陷在开支丑闻中的联邦通讯部长Anika Wells，宣称必须让Telstra为这次事件“感受到你们的痛苦”；而主持维州标志性Big Build项目周边一场仿佛没有尽头的腐败丑闻的维州州长Jacinta Allan，则表示Telstra的故障“绝不能再次发生”。

这种时候，政客之所以知道可以从中得分，是因为澳洲社会已经形成了一种期待：任何事情都不应出问题；出了问题，政府就该给出答案。至于解决问题需要付出什么代价，民众却往往不愿、也未必能够看清其中的取舍。

以Telstra故障为例。可以预料，接下来将是更多干预、更多监管和更高成本，Hanson-Young已经把话说得很明白。

企业因此会变得更加谨慎。董事会和管理层都知道，即便只是一次短暂、偶发的网络中断，出错的代价也可能是Telstra刚刚经历的那种烈火审判。

可这种谨慎本身的成本，从来没人计算。决定会被搁置，甚至一拖再拖；值得承担的风险不再有人承担；一些想法也胎死腹中，因为监管和流程耗尽了时间、资金与管理资源。

代价却并非虚构。过去10周，澳洲企业对这一点已经有了刺眼的体会：政客们纷纷对Telstra亮刀，却没有人承认、更没有人负责解释，为什么这个国家的经济会陷入如此深重的困境。

5月5日，澳洲联邦储备银行（RBA）连续第三次加息，就是这场危机的一个缩影。行长Michele Bullock当时说得很清楚：为了压低持续超过5年高于目标的通胀，她别无选择，只能让经济降温。

政府已经没有增长新招

联邦预算同样暴露了问题。面对如何做大经济蛋糕似乎已经束手无策的政府，却在一代人以来最大幅度地改变了分蛋糕的方式；结果之一，是推高了经济实现增长所需资本的成本。

预算公布后，一国党民调支持率上升，似乎也显示政治正在走向更深的两极化，政策不确定性随之增加。

截至6月30日的一年，ASX200的表现更是如此。该指数回报率仅为2.8%，比MSCI世界指数低19.6%；更糟的是，澳洲股市已经连续4个财年、在过去17个财年中有11个财年跑输这一基准。

Deloitte Access Economics上周发布的预测显示，未来两年经济增长率低于2%的时间段，将是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最差的一段。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上周公布的实际工资数据也不乐观：澳洲实际工资在过去5年下跌5%，在OECD成员国中属于表现最差的经济体之列。

过去一个月不断升温的房价调整恐慌，则可能在全经济范围制造反向财富效应。它还会揭开一个不太体面的事实：澳洲的国家财富，以及相当大一部分国民的自我价值感，都建立在彼此倒手房屋之上。

周四，BHP在Pilbara发生了25多年来的首次罢工。这个仿佛工业动荡黑暗时代重现的场面，偏偏出现在澳洲无法承受最大出口增长引擎失速之时；同一天，BHP还表示下一项重大投资决定将落在阿根廷山区的一座矿上，距离墨尔本总部约11,500公里。

Brady和Telstra当然应该接受审查。但对正在吞噬这个国家的经济困局，愤怒在哪里？为什么没人举行参议院听证会，追问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过去10年每年仅增长0.6%，而此前20年每年增长2.3%？为什么劳动生产率增幅从1991年至2004年间的2.2%，降至2004年至2017年间的1.1%，再降到2017年至2026年间仅0.2%，却没有引发恐慌？

财富建立在房价之上

对部分澳洲民众而言，这场危机并不容易察觉。过去两年，家庭财富依靠房价和金融市场回报增加了3万亿澳元，账面上的繁荣甚至会让危机显得并不存在。

问题首先在于，它来得太慢。生产率增长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都已经连续下滑超过20年。

其次，危机并非只有一个源头。AMP Capital首席经济学家Shane Oliver认为，自2000年引入商品及服务税（GST）以来，澳洲一直没有进行重大的经济改革，这显然是一个重大问题。

生产率增长长期干涸，还与多项政策和结构变化有关：工党近年来决定撤销劳资关系改革；人口快速增长压垮基础设施，并摧毁住房负担能力；企业投资增长在10年前停滞；关键行业的市场集中度上升；气候政策摇摆不定，拖慢能源转型并推高能源成本；公共支出大幅膨胀，如今已创下占国内生产总值（GDP）28%的纪录，从效率更高的私营部门抽走了资源。

生产率危机的后果是，澳洲经济已无法在不引发通胀飙升的情况下，像过去那样快速增长。澳洲联储如今正试图通过加息来应对这个问题。

Oliver说，换句话说，拥有房贷的家庭正通过更高的房贷利率，为政府更高的公共支出埋单；所有澳洲民众则都在用低于原本可能达到的生活水平，承担生产率增长低迷的代价。

借人口增长浪潮前行

这场危机没有带来应有的愤怒和紧迫感，还有第三个原因：澳洲一直试图靠强劲的人口增长来维持前行。Yarra Capital Management经济学家兼策略师Tim Toohey说，人口增长仍在“肆虐”，约为1.5%；与此同时，新一轮大宗商品价格繁荣也给经济提供了支撑。

然而，人口增长如今已成为撕裂政治立场的议题。中国本周公布的数据显示，经济增长率为新冠疫情以来最低，这也说明澳洲不能把大宗商品价格繁荣当作理所当然。

如果社会大众现在还没有像企业领袖那样担忧生产率问题和生活水平下降，恐怕很快就会开始担忧。长期认为澳洲联储加息周期可能过于激进的Toohey说，未来会相当艰难。

Toohey表示，澳洲将不得不面对房价和信贷的下行周期、受限的金融环境，以及税制相当激进的变化。在这种背景下，消费者和企业都很难获得足够的收入或投资确定性，以维持增长；人们和企业很可能会再次设法积累缓冲资金。

Toohey说，企业为了削减成本，可能会加快采用人工智能（AI）。按他粗略估算的人工智能应用基准情景，生产率可能提高3.1%，但失业率会达到6%。更极端的情景则是，生产率飙升4.2%，失业率可能冲上12.1%。

Shane Oliver提出了许多扭转澳洲生活水平危机的办法。

通过税制改革扩大GST

其中一个办法是启动税制改革，扩大GST覆盖范围，按通胀调整所得税门槛，并取消印花税等令人厌烦的税种，以便更有效地鼓励投资、改善资源配置。政府支出规模也可以限制在国内生产总值25%以下；今后新增服务支出，必须用削减其他支出来抵消。

还可以推动放松监管，劳动力市场也包括在内，尤其要让新房建设更容易。让住房供应跟上人口增长，并让民众更容易在拥挤城市之外生活，同样合乎情理。

政府可以增加激励措施，推动投资和新技术应用。Oliver担心，最近的资本利得税调整反而产生了相反效果。最后，应减少气候政策的不确定性，更多依靠市场信号推动净零排放转型。

当然，能提出的办法远不止这些。不到11个月前，联邦财政部长Jim Chalmers的经济改革圆桌会议还讨论过同一议题，但那次会议带来的动力已经消散。

这场跨越数十年、历经多届政府的危机，不能全部归咎于工党。与此同时，也不能忘记疫情，以及乌克兰和伊朗战争引发的当前能源危机等一连串冲击，一直在扰动经济。

不过，最有条件承担修复任务的政党只有工党，而行动必须从现在开始。

Oliver说，除非危机真正出现，否则很难想象澳洲政府会推动所需的那种“冷峻务实、以经济理性为基础的改革”；这番判断或许没错。

但愿即将到来的经济放缓，以及由此加剧的生活水平下滑，不会最终催生那场危机。